中国目录学的类型、体制、价值与功用

目录学是历史文献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过程中始终发挥重要的作用。本节着重介绍各种类型的目录及其基本体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例证说明目录在反映各时期图书典籍的基本面貌、揭示某一部书籍本身的情况、从事历史文献考辨以及指导读书治学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功用。一、目录与目录学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指篇目，即一部书的篇或卷的名称；录，指叙录，是用以记述某一部书基本情况的简要文字，涉及书籍内容、作者生平、得失评价、版本流传与校勘整理经过等。目录是图书文献发展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图书文献。西汉成帝、哀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目录。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与发展的学科。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目录学方法论，如图书文献分类、目录编制、图书著录等；目录学史，如目录的源流演变，目录的发展与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演变的关系等；目录学理论，包括对古代丰富的目录学思想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产生了两部重要的目录学论著，即南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此外还有很多古代目录学思想和主张保存在各种目录的序文、提要和古籍题跋等文字中，如阮孝绪的《七录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各种序文，都是古代目录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二、目录的类型历代的目录可以根据其编撰目的和著录范围分为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三大类别。1.综合目录综合目录，是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和某一类别的所有图书为著录对象而编制的目录，主要包括国家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地方志目录、丛书目录和联合目录。国家藏书目录，又称“官修目录”、“官书目录”或“官簿”，主要是指由官方主持编撰，以国家藏书为著录对象的书目。历史上最早的国家藏书目录，是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此后，历魏晋至明清，历代政府编撰的国家藏书目录总计30余部，主要有：魏郑默《魏中经簿》（又称《中经》或《中经簿》）14卷；西晋荀勖《晋中经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南朝宋谢灵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4卷；南朝齐王亮、谢朏《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南朝梁刘孝标《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4卷；隋牛弘《开皇四年四部目录》4卷，柳晋《大业正御书日录》9卷；唐元行冲、股践猷等《开元群书四部录》200卷；毋煚《古今书录》40卷；北宋王光臣《崇文总目》66卷；南米验《中兴馆阁书目》70卷；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明杨上奇《文渊阁书国》14卷；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清救撰《天禄琳报书日》前、后编30卷这些历史上重要的国家藏书目录，除明清两朝的目录外，大部分已亡佚（宋代三部令辑本）。除早期的《七略》采用六分法外，绝大多数采用四部分类法。在官修目录的影响下，私家目录也大都采用之，四部分类法最终成为古代目录分类法的主流。中国古代国家藏书目录，著录比较丰富，能够反映国家的藏书状况。如《晋元帝四部书目》仅著录图书3014卷，可见西晋末年的战乱对文化事业所造成的破坏；而《开元群书四部录》著录图书48169卷,则反映出开元时期典藏之富。国家藏书目录的编制都比较规范，如《别录》《七略》《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几部重要的官簿都撰有提要，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最为出色，代表了古代四部分类法目录的最高成就。史志目录，主要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等记载图书文献及其发展历史的专篇，也包括一些国史和政书中的目录。历代正史中，共有七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对于其余缺略的部分，清代以来很多学者为之作补志，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缪荃孙《辽艺文志》，等等，今大多收载于《二十五史补编》一书中。史志目录有两种类型：一是通记本朝和前代之书，如《汉志》《隋志》等；另一是只记本朝之书，如《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宋代重视本朝历史的修撰，每朝国史都有艺文志，开创了当代史志目录编撰的先例。宋朝官修《国史艺文志》，主要有北宋的《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和南宋的《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明代焦竑撰《国史经籍志》，也是当时国史编纂的一部分。政书体史书设目录专篇，始见于宋代。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是纪传体通史中的典制专篇，具有政书性质。《通志》二十略中的《艺文略》和其后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在图书的分类、著录和解题方法上，都显示出新的特征，是古代目录学的重要著作。私人藏书目录，是由私人编撰、反映私家藏书情况的目录。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是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其共同特点是，在分类上都采用了与官方目录不同的方法，在内容上以私人藏书目录补官簿的不足。王俭《七志》著录了极为丰富的现存图书，《隋志》称之为“今书七志”，是一部反映南朝齐以前图书典籍的著名目录。阮孝绪《七录》著录图书6288种，8547帙，44526卷，其中《记传录》分十二部，收书1020种，14888卷，反映出中古时期史学发展的情况。《术伎录》中的“谶纬部”，收书32种，254卷，大都为阮氏个人所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汉以来谶纬之学的盛行。隋唐时期，私家目录继有撰作，如唐吴兢《西斋书目》、蒋彧《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等，但大都亡佚。宋代，私家目录显著发展，今传世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堪为宋代私人藏书目录的代表，深受后世推重。明代著名的私人藏书目录主要有高儒《百川书志》、朱睦桿《万卷堂书目》、祁承機《澹生堂书目》等。其中高儒的《百川书志》20卷，著录图书近万卷，每书写有扼要的解题，是一部重要的提要目录。清代，私家藏书空前发达，私人藏书目录以及具有藏书目性质的题跋记与读书志的编撰十分兴盛，数量众多。著名的私家目录主要有：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朱彝尊《潜采堂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海源阁藏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等。地方文献目录，是以某一地区相关的图书文献为著录对象而编制的目录，如：清卢文弨《毗陵经籍志》、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等。方志目录，即方志中的艺文、经籍类。著录当地人物的著述，也属于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是以丛书及其所收书籍为著录对象而编制的目录。清嘉庆时顾修编《汇刻书目》，收录宋元以来的丛书261种，是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其后不断有人续作，收录的丛书种类逐渐增多。目前最完备的丛书目录是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联合目录，是联合若干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而编制的统一的目录，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等。《中国丛书综录》也是一部联合目录。2. 专科目录专科目录是以某一专门学科的书籍为著录对象编制而成的目录。西汉时，张良、韩信序次兵书，杨仆纪奏《兵录》；东汉时，郑玄编撰《三礼目录》，就“三礼”篇目，为之提要，都是早期的专科目录。汉唐以来，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专科目录，如：南宋高似孙《史略》《子略》，明代殷仲春《医藏书目》，清朱彝尊《经义考》、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顾栋高《古今方舆书目》、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等。宗教目录，主要是佛道目录，也属于专科目录中的一种，如：东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晋葛洪《抱朴子。遐览》、南朝宋陆修静之《灵宝经目》、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等。3.特种目录特种目录，是根据特殊目的或特殊用途而编制的目录，主要有推荐书目、禁毁书目、阙书目录、鬻贩书目、引用书目、版本目录、伪书目录、个人著作目录等。推荐书目，也称“举要目录”“导读目录”，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围绕一个专门目的，对有关文献加以选择并推荐给读者的一种书目。清张之洞《书目答问》是一部极便初学的推荐书目，后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使之更加完善。2011年，中华书出版来新夏、韦力、李国庆编撰的《书目答问汇补》上、下册，并配有内容丰富的附录和综合索引，是目前《书目答问》最为完备的增订之作。禁毁书目，是因政治原因而遭销毁或禁止的某些书籍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载有《禁书目录》1卷，由学士院、司天监编定，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禁毁书目。清修《四库全书》的同时，曾编订《全毁抽毁书目》发往各地，大量禁毁不利于本朝统治的所谓“违碍”之书。阙书目录，又称“待访书目”，是用来搜求图书的目录。据阮孝绪《七录序》载，王俭《七志》于“七志”之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指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具有阙书目录的性质。《隋志》史部簿录类载有《魏阙书目录》1卷，是最早的阙书目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史部目录类载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1卷。阙书目录为后人搜访辑补亡阙之书，了解前代文献状况提供了线索。鬻贩书目，是为推销图书而编制的一种书目。如清黄丕烈《士礼居刊行书目》《汉口扫叶山房书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以及各种图书征订目录，均属此类。引用书目，是将某一著作或注释之书中所引书籍加以汇编而成的目录。引用书目有助于读者考见文献资料来源，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引用书目在宋代已经出现，今传世宋本《太平御览》卷首载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南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首详列除国史、实录以外该书引用的各种书目200多种。为古代注书做引用书目，在宋代也已出现，南宋高似孙《纬略》“刘孝标《世说》”一条，实为一份《世说新语注》的引书目，计收录167种。近现代重要的引书目录有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世说注所引书目》（不仅著录书名，而且每书撰写提要）、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等，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也具有引书目录的性质。版本目录，是以记录版本资料为主的目录，创始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在这部目录中，尤袤记一书兼载多种版本。明嘉靖间晁瑮撰《晁氏宝文堂书目》，也常于书名下著录刊刻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种类等版刻情况，受到后代藏书家的重视。清代钱曾的《述古堂书目》和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都是著名的版本目录。清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一部关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版本目录。善本目录，是版本目录的一种，专以善本书籍为著录范围。清代以来，很多私人藏书家编有自己的善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百宋一廛书录》，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汪士钟《艺云书舍宋元本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叶昌炽编撰），杨绍和《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姚觐元《咫进斋善本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等。20世纪以来编辑出版的大型善本书目主要有《故宫所藏殿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施廷镛编（李雄飞校订）《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等。刻书目录，也是版本目录的一种，主要为刻书机构记其所刻之书而编制的目录。现存最早的刻书目录是元代黄裳所编《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此外有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明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现代藏书家、版本学家陶湘编《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等等。个人著作目录，是以某一个人的全部著作或部分著作为著录对象而编制的目录。如南宋郑樵自编个人著述书目《夹漈书目》和《图书志》各1卷，今人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目录之目录，是将各种目录之书按一定的方法汇集编撰，提供检索的工具书。20世纪20年代周贞亮、李之鼎编《书目举要》，分类汇编自汉至清末各种目录及有关书籍270多种。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冯秉文编《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是1949年至1957年全国图书馆所编各种书目和索引的汇编。三、目录的体制、价值与功用一般而言，目录的体制主要包括篇目、提要和序文，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部完整规范的目录著作，在了解图书状况及学术源流、指示读书治学门径等方面，目录著作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目录的体制篇目篇目是指篇名和书名。古人著述多不著篇名或书名，后人在整理时，根据需要，为前人的著述加上篇名或书名，即篇目。在刘向等校理群书的过程中，定著篇名和书名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刘向《战国策叙录》中就记录了他为该书定名的情况。篇目是目录的第一要素，是图书著录的首要内容，具有揭示图书内容结构，便于检核，防止散佚，据以考订真伪、存佚，从事辑佚等作用。提要提要又称“叙录”“解题”，是关于一书的内容、价值、作者生平事迹、书籍流传整理情况的介绍性文字。刘向等人在整理群书时，每整理完毕一书，先“条其篇目”，列出全书篇目，然后“撮其旨意”，撰写综述性的提要文字，即全书的叙录。叙录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1)说明校勘情况，如《晏子》八篇叙录说：“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2)介绍作者情况。如《晏子》八篇叙录中对晏于生平事迹的详细叙述。余嘉锡根据《别录》佚文，总结出刘向叙录“论考作者之行事”所采用的三种形式：附尔嘉锡根排误。附录，即剪裁史传相关文字人叙录，如《排非予》五十五篇叙录，全、补传非列传》的内容。补传，即旁采他书材科对史传加以补充，如《驶记全用应出，只有寥寥数语，且不截其名，刘向《荀卿新招使，，民明载其备日况，，有理列传《史记》传记增加数倍之多。辩误，就是根据史传记载纠正一般记载的错误，如《荀子》《吕氏春秋》都记载郑国子产杀死邓析子，《别录》则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认为“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刘向《叙录》重视对作者时代的介绍与考求，余嘉锡总结其方法为“四例”：一是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二是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时代；三是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四是当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这些方法为《汉书·艺文志》等后世目录之书所继承。（3)对书籍内容进行评价。如《管子叙录》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叙录》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刘向《叙录》是后世解题（提要）式目录之祖，这种通过撰写叙录对书籍的篇次内容、版本流传、校勘整理以及作者情况加以综合性介绍和评价的解题方式，称“叙录体”。在叙录体的基础上，后来又产生了传录体和辑录体解题目录。传录体，始于王俭《七志》，《隋志》序称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传录体提要侧重于作者介绍而不涉及其他内容，较之叙录体，虽内容不够完备，但能够保留一些作者的生平史料。辑录体，由汇集诸家有关序跋文字而成。南朝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的“总经序”，将各经序文汇集到一起，被认为是辑录体的萌芽，以后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释智昇《开元释教录》也都采用了辑录诸经序文的办法，以便读者了解经书的由来古代目录学史上，大规模采用辑录体编制的解题目录，首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该书于每书之下，全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两书提要，兼引各家书目、序跋，诸史、笔记、文集、诗话等相关资料、所谓“篇题之下，普迻序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对于考察学术、辑佚校勘书籍都具有很大的价值。清代朱彝尊《经义考》、章学诚《史籍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以及现代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都采用辑录式的著录方法。序文目录中的序文，主要包括全书总序、大类（略、部）序和大类下各小类（种、类）序。总序源于刘歆《七略》中的“辑略”，一般多总论经籍的功用、图书典籍的兴衰演变以及目录编撰的意旨，《汉书·艺文志》总序、阮孝绪《七录序》、《隋书·经籍志》总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等，都是著名的总序。大、小类序源于班固改编《七略》为《汉志》，将“辑略”中相关文字散人《汉志》六略、三十八种（“诗赋略”五种除第1页《荀子》《吕氏春秋》都记载郑国子产杀死邓析子，《别录》则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认为“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刘向《叙录》重视对作者时代的介绍与考求，余嘉锡总结其方法为“四例”：一是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二是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时代；三是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四是当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这些方法为《汉书·艺文志》等后世目录之书所继承。（3)对书籍内容进行评价。如《管子叙录》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叙录》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刘向《叙录》是后世解题（提要）式目录之祖，这种通过撰写叙录对书籍的篇次内容、版本流传、校勘整理以及作者情况加以综合性介绍和评价的解题方式，称“叙录体”。在叙录体的基础上，后来又产生了传录体和辑录体解题目录。传录体，始于王俭《七志》，《隋志》序称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传录体提要侧重于作者介绍而不涉及其他内容，较之叙录体，虽内容不够完备，但能够保留一些作者的生平史料。辑录体，由汇集诸家有关序跋文字而成。南朝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的“总经序”，将各经序文汇集到一起，被认为是辑录体的萌芽，以后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释智昇《开元释教录》也都采用了辑录诸经序文的办法，以便读者了解经书的由来古代目录学史上，大规模采用辑录体编制的解题目录，首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该书于每书之下，全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两书提要，兼引各家书目、序跋，诸史、笔记、文集、诗话等相关资料、所谓“篇题之下，普迻序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对于考察学术、辑佚校勘书籍都具有很大的价值。清代朱彝尊《经义考》、章学诚《史籍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以及现代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都采用辑录式的著录方法。目录中的序文，主要包括全书总序、大类（略、部）序和大类下各小类（种、类）序。总序源于刘歆《七略》中的“辑略”，一般多总论经籍的功用、图书典籍的兴衰演变以及目录编撰的意旨，《汉书·艺文志》总序、阮孝绪《七录序》、《隋书·经籍志》总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等，都是著名的总序。大、小类序源于班固改编《七略》为《汉志》，将“辑略”中相关文字散人《汉志》六略、三十八种（“诗赋略”五种除外）之后形成的后序文字。以后，大、小序的位置逐渐提到各部、类之首。大、小序的作用在于揭示评论本部类图书的学术源流、异同得失，并对目录本身的编撰方法，如类目设置、体例特点、收书情况等加以说明。序文作为古代目录体制的要素之一，对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宗旨具有独特的作用。2. 目录的价值与功用目录的价值与功用，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了解各时期图书典籍的基本面貌。如阮孝绪《七录》内、外篇55部，收书6288种，44526卷，其资料来源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德殿四部目录》（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收录官藏23106卷；二是汇集各私家目录所著录的私藏，计21420卷。公私藏书几乎相等，可见梁时官藏的不足。第二，了解某一图书本身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解题式目录，尤其是叙录体和辑录体提要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没有解题的简单目录，也可以通过所载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和编者简注，获得关于书籍的基本信息。有些目录不仅著录现存书，而且记录亡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某种图书当时的状况和散佚的年代，进而留意搜求。如清朱彝尊《经义考》，就分别以“存”、“亡”、“阙”和“未见”四项著录图书，为了解某一图书本身的情况提供了完备的资料。第三，粗知学术源流。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撰著目录，是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不仅是目录学工作，同时也是学术性的活动；班固《汉书·艺文志》不仅止于著录书目，更重要的是对先秦至汉代学术源流的演变加以总结，正如章学诚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强调目录应“剖判源流”“甄明科部”，南宋郑樵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到清代，章学诚撰《校雠通义》，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目录学思想：“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由于古代目录的编撰，强调在著录的同时揭示学术的异同演变，因此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上各时期的学术发展及构成情况。第四，作为考辨古书的依据。古代目录的编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古书校理的基础上的，并通过目录将校书的成果记录下来。《汉书·艺文志》就记录了很多古书考辨的成果，如《诸子略》“道家类”《力牧》22篇，注曰：“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小说类”《黄帝说》40篇，注曰：“迂诞依托。”古代的佛经目录，更设有专门的“疑经”“伪经”等类目，著录疑、伪经书。余嘉锡总结目录在考辨古书方面具有六种作用：（1)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2)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3)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4)因目录访求阙佚；（5)以目录考亡佚之书；（6)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提出考核伪书八法，其首要的方法就是利用《七略》等目录文献。第五，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前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张之洞在《猶轩语·语学二》中说：“《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今人余嘉锡亦说：“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以《书目答问》为例，作为近代一部影响广泛的推荐目录，《书目答问》（包括后来的《补正》）的确在很多方面能够为读书治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如史部谱录类书目之属，首先开列宋代以来重要的目录之书，然后对古今目录之书加以概述，指出哪些“最要”，哪些“亦要”，哪些“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皆非切要”。最后又以附注文字指出：“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从而为读者了解和利用古代的目录文献提供切实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