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毕业生并非人人都能如愿以偿。根据成绩的高低，他们将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位：最优者可以留在皇帝身边，次优者进入中央部门，而成绩一般者则会被分派到地方任职。曹振镛虽然才俊横溢，但却未能在最终的分配中取得高位，最后仅以三等成绩进入了翰林院。按理说，这样的成绩意味着他将被派往地方工作，成为一个基层官员。然而，正如历史所知，对于拥有显赫家世的人，古代的“原则”常常可以被灵活运用。曹振镛因此并未被贬职，反而被乾隆帝亲自留在了朝廷。然而，由于乾隆晚年的统治更多关注享乐和安稳，曹振镛始终未能在乾隆朝展露头角，只能算作“青年储备干部”。
但随着乾隆帝的去世，嘉庆皇帝继位，曹振镛迎来了仕途的转机。历史记载中，曹振镛在乾隆朝时仅仅担任了从四品的侍读学士，而到了嘉庆朝，他逐步晋升，从侍读学士开始，最终成为了工部尚书，主管六部之一。曹振镛更是后来晋升为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与其他一流官员并列。他的资历逐渐深厚。随后，道光皇帝继位，曹振镛更是达到了自己仕途的巅峰，成为了内阁大学士，进入了军机处，掌管了国事。
清朝没有宰相，而内阁大学士基本上就是宰相的替代者，除了军机大臣（通常由满洲人担任）外，内阁大学士拥有极高的权力。中原籍官员能晋升至此，几乎就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曹振镛的经历堪称奇迹，他的“文正”谥号也证明了他在晚年的威望。
然而，曹振镛的政绩和贡献却备受后人争议。有人认为，曹振镛虽历经三朝，担任要职，但其实在任职期间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改变。他的成功似乎更多依赖于一副谦恭圆滑的面孔，而非实打实的才干和决策能力。许多人认为他能够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完全是凭借着“多磕头、少说话”，以及圆滑应变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政治才能。
但是，将曹振镛与另一位历史人物——和珅进行比较，我们也许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光景。和珅在乾隆朝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有人诟病他是乾隆的“宠臣”，但在很多人看来，和珅不仅仅是一个“走狗”。实际上，他在与乾隆打交道时，有着令人惊叹的政治智慧。和珅的得势并非靠简单的奉承，而是有着极强的揣摩上意的能力。
曹振镛的经历也类似，虽然他的历史记录中没有显赫的政绩，但我们也无法简单将他归为“靠巴结上位”的角色。倘若站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曹振镛的选择也并非简单。乾隆晚年，刘墉等人都选择了低调行事，尽量避免与乾隆发生冲突。再来看嘉庆皇帝，虽然他有意有所作为，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利展开改革。作为官员的曹振镛，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稳步晋升，实属不易。更何况，嘉庆皇帝对大臣们的要求并不苛刻：遵循祖制，不敢创新，维持现状。
而道光皇帝虽然有较强的改革意图，但即使如此，曹振镛依然展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智慧。在道光皇帝欲平定张格尔之乱时，曹振镛的处理方法得当，赢得了皇帝的信任。而在道光皇帝进行盐商改革时，曹振镛依然选择站在支持皇帝的一边，避免了动摇国家根基的风险。
事实上，曹振镛的“不作为”并非完全是个人选择，在那个时代的大臣们，面对权力结构的巨大压力和无形束缚时，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少之又少。道光朝时，许多官员都选择沉默不语，甚至连“九卿”都未曾对时政作出正面的评价。曾国藩的名言：“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便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官员面临的困境。
曹振镛有一位名叫林则徐的门生，林则徐在后来的“虎门销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堪称英雄。然而，林则徐在事后却被道光皇帝所罢免，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一个弱势领导下，忠诚臣子难以有所作为的现实。
总的来说，曹振镛并非一个完全依赖“圆滑手段”生存的官员。在他漫长的仕途中，背景与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无疑对他的升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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